2020年我國將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2012年10月16日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2020年的中國將怎么樣？ 

　　在北大中國國民經濟核算與經濟增長研究中心副主任蔡志洲認為，中國將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 

　　而此前中共十七大確定的2020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比2000年的名義指標，早已實現。如果去掉物價因素，未來實現2020年比2000年人均GDP翻兩番，也只要年均GDP增長3－4%即可實現。 

　　“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目標，還應該看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三個大的方面。”蔡志洲認為，經濟發展也包括就業、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等，社會發展包括教育科學文化、醫療和社會保障、民主與法制等等。 

　　他強調，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不能只考慮GDP,還應該看在GDP的增長的情況下，我們都取得了哪些發展，尤其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 

　　GDP目標有望提前實現 

　　《21世紀》：十七大提出，“實現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兩番”的目標，目前實現得怎么樣了？ 

　　蔡志洲：按可比價格初步計算， 2011年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2%， GDP(國內生產總值)總量已達到2000年的2.95倍，年均經濟增長率達10.36%。考慮到中國的人口增長率有回落，年均增長率不到6‰，2000年至2011年，人均GDP年均增長率為9.5%。 

　　這也就是說，在未來的9年里(到2020年)，在人口增長率不顯著變化的情況下，只要實現年均4%左右的人均GDP增長率，也可以完成2007年十七大提出的“新世紀(10.61,0.00,0.00%)的前20年人均GDP翻兩番”的目標。 

　　與中國當前的經濟增長趨勢相比，無論是3.4%的年均GDP增長，還是4%的年均人均GDP增長，都屬于相當低的增長速度，如果不出大的意外，提前實現十六大和十七大上提出的經濟增長目標是完全可能的。 

　　假設中國長期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比21世紀的前10年回落2個百分點，即達到8%，那么，2020年，中國的GDP總量將達到2000年的5.89倍，比預期的目標(4倍)高出47%。 

　　再看國際比較，2000年中國人均GDP(國內生產總值)為800美元左右，2011年人均GDP為4700美元左右，進入新世紀11年來，用美元反映中國人均GDP已經翻了4倍以上。中國人均GDP水平的相對地位有明顯提高。 

　　《21世紀》：十五大提出過3個目標層次：“(下世紀)*個十年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二零零零年翻一番”，“到建黨一百年時，使國民經濟更加發展”，“到世紀中葉建國一百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現在看，2020年左右實現原定的目標GDP很容易實現，是不是整體的目標實現就沒什么問題了？ 

　　蔡志洲：從上面的分析看，*個和第二個層次的目標都可以完成。但是從第三個目標來看，可能就不僅僅是經濟增長目標，還應該看經濟發展(包括增長、就業、通貨膨脹、收入分配和人民生活、國際收支、資源合理配置等)、社會發展(教育科學文化、醫療和社會保障、民主與法制等)和可持續發展(資源環境和人力資源等)這三個大的方面。 

　　也就是說，在2021年后，經濟增長仍然是必要的，但只能是中國的社會、經濟和可持續發展中眾多目標中的一個目標。 

　　在改革開放初期，由于中國貧窮落后，我們把GDP成長提高到國家的長期發展戰略的高度上認識，這在當時是正確的。但現在情況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就不能只考慮GDP,還應該看在GDP的增長的情況下，我們都取得了哪些發展，尤其是人民群眾的生活得到了多大的改善。如果GDP上去了，群眾生活沒有明顯改善，而上級對地方政府進行考核對干部進行提拔，并不考核老百姓收入增加多少，而只是考核GDP增加多少，這就有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在進行招商引資和發展經濟的時候，在政策上向資本而不是勞動傾斜，有可能影響收入分配的格局。 

　　所以現在思想方式要轉變，不能唯GDP至上。我覺得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應該作為未來經濟發展一個目標。因為居民收入的提高必須有GDP的增長來支持，但GDP目標完成了，居民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并不一定會增加，因為錢可能轉到資本部門，為資本而不是居民服務。 

　　將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21世紀》：每次黨的五年一度的大會，都修改經濟目標，比如十七大是“2020年人均GDP比2000年翻兩番”。到2020年如果設定人均GDP一萬美元，是進入高收入國家了嗎？ 

　　蔡志洲：到2020年人均GDP比現在再翻一番，那么我們國家的人均GDP用美元來衡量，可能會達一萬美元以上，那也就是世界平均水平，按照世界銀行(微博)的分類，也就是上中等收入國家，和高收入國家(3萬美元以上)還有很大差距。 

　　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世界各國的人均GNI(即國民生產總值)排序，2010年，中國的人均GNI為4260美元，在世界上名列第121位(如果按購買力平價排序，則列118位)。按照世界銀行的比較標準，中國已經屬于中等收入國家。這對于中國來說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進步，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高速經濟增長，我們已經從一個貧窮落后的低收入國家發展成為一個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 

　　但在另外一方面，中國這個中等收入是從排序上看的(排在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中間位置)，還不到世界平均水平(9097美元)的一半，和有些高收入國家接近4萬美元(如美國)的水平差得更遠，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還很漫長。 

　　《21世紀》：八五計劃GDP從6%調高到8%-9%，九五計劃是8%，但是十五計劃是7%，十一五是7.5%，十二五是7%，隨著中國人口紅利結束，未來潛在經濟增速降低，未來幾年目標是否也需要調整？ 

　　蔡志洲：從十一五規劃開始，GDP增長成為我國的預期性指標，也就是說，經濟增長更多地要依靠企業部門的活動、靠市場去實現，政府的任務是為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提供好的市場體制和職能服務，而不是直接去實現經濟增長。這和改革開放初期把GDP指標當做指令性目標相比，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而現在每年人大提的7%或8%，則是宏觀調控的短期目標。從這個角度而言，對未來的GDP的預期增長，主要看的是企業而不是政府。 

　　由于受對比基數、資源約束，中國潛在的經濟增長率下降，將是一個趨勢。目前，“十二五”對未來的經濟增長預期已經有調整，下調到7%，這是一個合理的、可能實現的目標。 

　　未來幾年，欠發達地區在中央進行經濟轉移支持等措施的支持下，增長率適當再快一點，達到兩位數，是可能的。應該說，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經濟崛起和大發展，將是我國未來10年經濟發展的亮點和潛力所在。但從總體上看，由于沿海地區在中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大，中西部地區所占的比重比較小，所提高的速度所創造的增量是有限的，從總體上看，增長率可能會比新世紀頭10年下降1到2個百分點，但高速經濟增長的趨勢仍然會延續，在未來10年里要實現全國經濟8%的年均長期增長是有可能的。 

　　跨越陷阱，制度創新*重要 

　　《21世紀》：十八大作為新起點，下一步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應該主要在哪些方面，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 

　　蔡志洲：主要是四個方面，一是制度創新，尤其是要加強廉政建設；二是要推動技術進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以提高效率而不是增加投入作為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手段：三是要經濟結構調整、解決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不同地區經濟發展失衡、不同的居民群體收入失衡、投資和消費及出口發展間的失衡等)；四是要解決外需和內需的關系，增加內部經濟的穩定性。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綜合各方的討論，主要有以下幾方面原因： 

　　首先是不能保持持續的制度創新，經濟和社會發展缺乏持久的動力。政治穩定和社會和諧，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保證，這首先需要有一個有群眾基礎的、具有較高行政效率的政府，在現代社會中，這種政府效率需要通過不斷的制度建設來改進。在很多國家，*初的經濟起飛往往是通過政府指導對銀行貸款(間接融資)，進而實現私營經濟的發展來實現的。進而“尋租”行為普遍發生，當資源的配置不是根據效率原則而是根據腐敗指數來配置，其效應自然難以保障，這必然導致這些國家走入中等收入陷阱。 

　　反之，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注重制度建設，關心大多數人的利益而不是維護少數利益集團，注重懲處和清除腐敗，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就有了基本的保證，如新加坡、香港和韓國都很注重懲治腐敗并形成了一系列制度，這對它們的經濟發展有積極的推動作用。 

　　其次是技術創新能力不足，不能通過穩定地提高效率來保持經濟增長。新加坡、韓國的經濟之所以能長期保持較快的增長，和它們注重人力資源的培養以及研究開發的投入是分不開的。反之，如果一個國家只是出賣資源而不注重研究開發以及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它的增長就只能依靠加大資源的開發量，或者寄希望于資源價格的提升，這種發展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第三是經濟發展失衡導致資源配置惡化和供需失衡。經濟發展失衡包括收入分配失衡、地區發展失衡、投資和消費失衡等。對于低收入國家而言，在經濟起飛初期，往往伴隨著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部分地區的經濟優先獲得發展以及積累率的迅速提高，這對提高整個國民經濟的效率具有積極的作用，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時，社會經濟發展就會要求在新的基礎上形成新的均衡，即減少收入分配差距、大城市和中小城市都獲得發展、城鄉差距縮小、中低收入居民家庭明顯改善等。如果在這時有科學合理的政府干預和制度安排，形成這種新均衡的時間就會大大縮短，否則很可能會經歷一個長期甚至是痛苦的過程。 

　　嚴重的收入分配差距、少數大城市的畸形發展和其它地區的極端落后并存以及消費拉動不足，是長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國家的基本特征。 

　　第四是發展中對外部世界的過度依賴，經濟活動缺乏內在的穩定性。很多中等收入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對外部的資源存在著較大的依賴，如資金、技術、人才、市場等，而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時，又沒有及時地對自身的資金結構、市場結構等加以調整，這樣，外部世界的動蕩和風險往往嚴重地影響本國經濟的穩定。一些拉美國家從上世紀70年代末起，就一直處于債務危機的陰影中，這和它們外資結構不合理、又沒有適時地進行調整有很大關系；還有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發展過分單一，對世界市場的依賴過大，國際市場一發生變化，國內經濟就受到嚴重沖擊。 

　　以上所說的這些問題，在中國也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因此，中國也存在著進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但是和那些經濟長期徘徊或增長緩慢的中等收入發展中國家不同，中國目前仍然處于高速經濟增長的過程中，經濟發展中雖然存在著很多矛盾，各個方面對經濟增長的約束條件也在增加，但中國保持平穩較快增長的基本條件并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如果我們能較好地改善和解決各種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矛盾，中國便有可能繼續保持一個較長時期的高速經濟增長，使經濟發展進入一個更高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