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碩士上班族月入7500元稱“沒有安全感”

2012年3月19日來源：新京報

　　毛女士是北京某商場財務部門中層管理人員，每月稅前收入約為1.5萬元。在她看來，自己的工資水平連“小康”都達不到。毛女士表示，她身邊的朋友和同事都普遍存在一種“焦慮感”，不管薪酬水平如何，都在為“掙錢”而奮斗著。“我的老板年薪50萬，為了生孩子也還在拼命賺奶粉錢”，她說，“我的工資兩三年沒漲了，但東西卻越來越貴”。

　　毛女士和她的朋友們有個疑問，北京人均GDP已達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為什么生活于北京的“我”還是不富裕？

　　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

　　數據顯示，北京、上海去年的人均GDP已經接近富裕國家水平，其中北京2011年人均GDP 80394元，按年平均匯率折合12447美元；按照世界銀行劃分各國貧富程度的標準，北京已經達到中上等富裕國家水平，超過了12276美元的“標準線”。

　　與此同時，去年北京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903元，僅為人均GDP的約40%；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14736元。從人均GDP到人均可支配收入，為什么會“蒸發”了這么多？

　　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微博)經濟學教授王建鉚表示，從GDP到人均可支配，中間要經過一系列環節，這就是“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問題。

　　GDP可以分成四部分，*項是勞動者報酬，也就是全體勞動者的全部稅前收入，包括工資、社保及其他福利，也包括個人所得稅。第二項是生產稅凈額，即政府在生產過程中收取的稅收，主要是增值稅。第三項是固定資產折舊，即在生產過程中消耗的資本。第四項是營業盈余，主要是企業的稅前利潤，包括企業所得稅。

　　王建鉚稱，北京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相當于人均GDP的40%是偏低的，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很低的社會保障水平，這一比例比一些富裕國家至少要低10個百分點。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主要是因為勞動者報酬占比偏低，或者說是另外三部分占比偏高。

　　例如，固定資產折舊是不能參與分配的。如果固定資產折舊數額大的話，總收入中可供分配的就相應減少。數據顯示，2011年全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311022億元，比上年增長23.6%。

　　稅收增速高于GDP增速

　　去年9月，個稅起征點從2000元提高到3500元，不少中等收入的“小白領”從“納稅族”變成了“無稅族”。

　　小李是個稅起征點提高的受益人之一，她月收入3700元，扣除“三險一金”后還剩約2800元。“我現在每個月可以少交60多塊錢的稅，可這又有什么用呢？買件衣服還只能‘淘寶’。”她說。

　　此前的數據顯示，個稅起征點提高將使我國納稅人數減少約6000萬人，國家財政一年將因此減收約2000億元。另一組數據是，去年全國稅收總收入達到89720.31億元，同比增長22.6%，增速高于9.2%的GDP增速。

　　王建鉚分析稱，從1997年到2011年，我國每一年政府稅收的增速都要高于GDP的增速。其中和生產稅凈額有關的稅種的增速略高于GDP的增速，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等的增速明顯超過GDP的增速。

　　薛先生經營著一家制造業企業，公司每年營業額約100萬元，賬面利潤率每年約8%，每年繳納的國稅和地稅占到賬面稅前利潤的近40%，再加上各種公關營銷、人際關系等費用，只能剛剛維持企業運營。去年以來，由于國外經濟持續低迷，很多國外客戶都取消了訂單，讓他的日子更加艱難。“雖然去年大幅上調了增值稅和營業稅起征點，我覺得優惠力度還遠遠不夠，抹去的只不過是個零頭”，薛先生說，“我希望國家能多向那些大企業、特別是壟斷國企多收稅”。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王天龍認為，雖然去年我國稅制做出了一些調整，但未來稅制改革仍會繼續，包括稅級、稅率、稅種等方面都有進一步完善、改進的空間。

　　■相關

　　對收入不滿 “幸福感”降低

　　首都經貿大學近日公布的“2011北京社會經濟生活指數”顯示，去年北京市城鎮居民幸福指數為72.28，“幸福感”比2010年略有降低。報告分析認為，幸福指數降低的原因主要是“對收入不滿”。

　　另據近期發布的《第6次中國城市女性生活質量調查報告》顯示，2010年城市女性*焦慮的三件事分別是：“物價上漲”、“買不起房”和“家庭收入低”，選擇這三項的人數比例分別為78.2%、39.9%和29.4%。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研究員王天龍表示，從經濟學的技術角度來講，幸福感是用貨幣來衡量的。也就是說，一個人的可支配收入越高，就應該越幸福。雖然現實中并不完全如此，但不可否認的是，收入水平是衡量生活質量的重要標準。

　　王天龍認為，從總量上看，要讓人民越幸福，就應該想方設法增加GDP和可支配收入。因此，我國大力發展經濟的政策是正確的。但與此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還需要不斷完善一些公共服務，如國防安全、醫療、教育等，給國民一個穩定、安全的外部環境，這樣有助于國民提高創造財富的效率。經濟發展主要關注“效率”和“公平”的問題，從目前我國的發展階段來說，“公平”相對滯后于“效率”。

　　■案例

　　月入7500元 “沒有安全感”

　　小姚是北京市某高校2011年應屆碩士畢業生，目前在一家高新技術企業從事新材料的研發工作。和眾多“北漂”族一樣，他每天上班要擠地鐵，下了班就宅在家里玩網游，因為“外面的那些娛樂消費都太貴了”。他說，自己就是給北京GDP“扯后腿”的，“除了日常開銷，我基本沒給GDP做什么貢獻”。

　　小姚目前每個月的平均稅前收入約7500元，包括基礎工資、崗位工資和獎金。扣除五險一金700元及個稅227元后，實發工資約6500元。在有些人看來，對剛畢業的學生來說這一工資水平已經很不錯了，但除去各種開銷后，他的積蓄不到工資的一半。

　　他給記者算了一筆賬：與其他兩個同學合租一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老房，自己住其中一個十余平米的單間，租金1500元；每個月基本伙食費約1200元，但如果算上應酬(同學、同事近期結婚的特別多)，還要多花約500元。加上交通費、手機費、上網費、水電費等開支600元，以及每個月寄回家的500元，小姚每個月的積蓄不足2500元。“我現在沒有女朋友，能省下不少錢”，他略帶自嘲地說，“不然攢下的錢還不夠買一個*包，更別說買房子了”。

　　小姚說，生活在北京讓他覺得很沒有安全感，就算老板給加工資，也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