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稱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成公眾最迫切意愿

2010年4月8日來源：工人日報

 
中國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僅僅上調*低工資標準，不足以根本性地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

4月1日出版的《求是》雜志，刊登了溫家寶總理《關于發展社會事業和改善民生的幾個問題》的文章，指出，中國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逐步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數的“橄欖型”分配格局。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重大的民生問題，在這一涉及眾多領域的系統工程中，“工資性收入的合理增長”成為*符合公眾意愿的*迫切的期待。

呼吁社會公平

2006年9月，北大副教授阿憶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了月收入4786元的工資條，瞬間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網絡上的曬工資熱。根據一項有2769名網民參加的媒體調查顯示，47.5%的人上網看過工資條，還有8.4%的人“逢條必看”。伴隨這種在網絡上曬工資而來的是企業員工對加薪的要求，加薪的理由是綜合比較了網上獲得的其他城市同行業工資信息，還有不同城市的物價水平，乃至幾年來的物價上漲速度，認為工資過低者要求加薪。同工不同酬著實讓人不舒服，且不說這種“要挾”老板漲工資的做法是否合理抑或真正有效，但起碼“曬”出了人們要求社會公平的心理訴求，直指分配公平。工資是社會分配中*為重要的部分，因而工資收入也成為社會公平的一個重要評價指標。

縮小收入差距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統計，目前電力、電信、金融、保險、煙草等行業職工平均工資是其他行業職工的2~3倍，加上工資外收入和職工福利待遇上的差異，實際收入差距為5~10倍。

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成為社會上收入差距明顯的關鍵因素，專家認為，行業間收入分配不公并非競爭力和人力資本差異的體現，主要是壟斷行業獲取了高于其他行業的壟斷利益；相對地，公眾對國有企業的高薪酬也格外關注和敏感。專家認為，必須認識到部分央企、金融機構等壟斷行業的高收入、高工資對社會產生了一些負面影響。它放大了行業與群體之間的分配差距，也就等于放大了社會不公，進而導致國家收入分配機制的變形。

在今年兩會的政府工作報告上，溫總理明確表示，要完善對壟斷行業工資總額和工資水平的雙重調控政策。嚴格規范國有企業、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人員特別是高管的收入，堅決扭轉收入擴大的趨勢。

中國勞動學會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說：“政府工作報告體現了保底提低和調控過高的方針。”他說，保底提低體現在農村養老保險范圍的擴大；調控過高則關注了壟斷行業過高收入的調控，如果今年的兩頭抓能夠取得成效，將會是一個很大的進步。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表示，政府工作報告顯示了一種政治意愿，政治承諾，接下來就是一個進程，這個進程會持續地進行下去。

工資性收入增長

今年春節過后，珠三角乃至長三角部分地區出現了民工荒。許多制造業工廠因缺乏勞動力而無法開工，據業內人士透露，由于南方的用工荒，服裝業市場也受到影響，今年的春裝也推遲了上市時間。

專家認為，所謂民工荒其實并不是勞動力的銳減，而是在通貨膨脹與區域協調發展背景下，流動務工的相對收益式微。況且流動務工不僅工資低，員工福利還得不到應有的保障，供求關系便出現了緊張。市場經濟條件下，提高勞動力價格的*佳、*合理路徑就是減少供給，但就業又是民生之本，不能讓部分人的不就業去成全另一部分人的高工資，因此提高工資便成了當務之急。

調查數據顯示，70%的深圳人認為其*低工資標準應該定在1500~2000元之間。針對日益嚴重的用工荒，廣東日前公布將于今年“五一”起上調全省(除深圳外)企業職工*低工資標準，上調后的*低工資標準將平均提高21.1%，這不僅緩解了招工難的問題，也對縮小地區收入差距，改善就業環境有積極影響，尤其是非常關注分配收入的兩會剛剛結束，這一舉措無疑在全國帶了個好頭。

專家認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所能直接主導的初次分配也就是制定*低工資標準，就全國來看，僅僅上調*低工資標準，不足以根本性地改善收入分配差距過大的問題。收入分配的表象是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富者越富，窮者越窮，其矛盾的實質在于多數人在初次分配中的基本權利沒有制度保障。

工資集體協商

在剛剛閉幕的兩會中，多位代表委員都提到了工資集體協商對收入分配的關鍵性作用。所謂工資集體協商，是指職工代表在企業工會組織的牽頭下，與企業代表依法就企業內部工資分配制度、工資分配形式、工資收入水平等事項進行平等協商，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簽訂工資協議的行為。員工工資多少，漲多少，屆時將全部由勞方和資方一起協商決定。因此，它并不是單純意義上的給職工漲工資，而是在企業和職工經過協商后，職工的工資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而增長，隨著企業經濟效益的降低而降低。

毫無疑問，在當前中國社會經濟背景下，這項有利于調整勞資關系的改革舉措顯然是一個明智的政治抉擇。日前，深圳富士康30萬員工集體談判獲加薪成功的事件成為這一方針的成功案例。富士康公司通過工人與企業的集體協商，其一線員工今年的工資平均增長幅度有望達到3%以上。此前，該公司大多數員工的“底薪”是以當地*低工資為標準的，即每月900元人民幣，員工的工資增長主要來自加班費，加班工資往往占到員工總工資的一多半。和富士康一樣，集體協商正在被珠三角越來越多的企業認可。

目前，深圳市總工會已向145家世界500強企業發出集體談判要約，有143家積極回應，其中50%以上的企業通過集體談判實現了工資增長。

專家認為，現代社會講究的是理性，在任何一個成熟的現代社會中，勞方和資方坐下來為工資福利進行談判應該是常態的社會秩序的一部分。通過妥協和讓步，找出一個雙方或多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才能避免碰撞和沖突，才能營造一個實際上是“雙贏”或“多贏”的和諧局面。

工資增長在國民收入分配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由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起草修訂的《工資條例》將在年內出臺，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工資協商制度、同工同酬等保障勞動者利益的條款將被納入其中。承接兩會收入分配的熱點，政府必將會制定一系列政策來切好社會財富這塊“蛋糕”，這也將對我國社會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社會財富的增加帶來不可小覷的影響。